对行政法院裁判不服的，可向中级法院上诉，行政法院作为初审法院存在。

或许我们沉浸于私人生活的境遇，以致忘却了这一根本性的关联，但这种命运的莫名联系，却总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自然不自然地笼罩于我们的心头。由此可见，主权结构作为国家与人民的沟通机制，是价值共识凝聚的根本框架。

就当下而言，家风建设、社区精神和职业伦理的法律促进等社会建设举措，均指向社会重建，从而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为国家治理体系塑造根基。立足于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核心议题，以公民政治权利与民主机制的修正为路径，通过疏通公民参与政治的管道、增强政治决策对公民诉求的回应，将多元主义背景下的公民协商导入代议程序的多数决过程，形成协商民主与代议政治的互补。其症结均在于在基本概念的层次上未能成功地将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协调起来。如果进一步申辩其正当性，这一条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宪法表达。它首先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以观念创造现实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即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描绘，激发人们的理想热情，进行革命动员，最终形成革命意识、阶级意识和立国意识形态的统一。

国家父爱主义心态体现在道德审查和道德入法等实践中。在此过程中，个体的价值观念亦进一步嵌入到民主审议机制中，其观念结构和行为选择再次获得确证，这是民主制度运行的公民教化功能。特别是，行政法院体系设立后，立案难的问题将得到根本缓解，大量行政案件也将涌入行政法院。

目前专门人民法院除了军事法院之外，还有海事法院、铁路法院、森林法院、农垦法院、石油法院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非诉讼案件却呈现井喷态势。2012年，全国法院以裁定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等程序方式结案的数量，占到一审行政案件结案总数的7.7％，是民商事案件的7倍以上。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2000年国家杜马一读通过《俄罗斯联邦行政法院法》，基本确立了在最高普通法院下设行政法院的方向。实现行政诉讼管辖权范围与行政区划相脱离，是惩防并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建设重要方面，将进一步强化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进一步便利人民群众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进一步促进权力和责任的统一，真正促使行政机关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与原先2万名行政审判人员相比，行政法院的行政法官只有约5 400名，既精简了机构，又精简了人员，完全符合中央的有关精神。2009年至2012年，原告一审胜诉率逐年下降，分别为12.07％、11.18％、9.89％和9.87％。而行政法院体系设立后，将进一步强化二审终审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分院将仅审理再审案件，行政案件将大幅度减少。2012年行政案件申诉率为8.38％，而同期刑事案件申诉率为1.04％，民事案件申诉率为1.11％，行政案件申诉率分别是刑事、民事的8.1倍和7.5倍。

特别是在涉及诉讼的案件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县政府必定会全力以赴、动员一切力量争取胜诉。其后，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法国的行政法院独立性不断增强，尤其是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两个裁决中已经确认行政法院的独立性与普通法院具有同样的宪法意义之后，行政法院已经与完全意义上的司法机关无异。此外，现行行政审判体制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行政诉讼法》确定的。五、我国设立专门行政法院的模式选择 从世界范围来看，设立行政法院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司法系统内独立行政法院模式(又称为德国模式)。

但是，管辖改革实施一段时间之后，试行效应逐渐递减，甚至出现了试行法院指标低于非试行法院的反常情况。当前，许多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之所以不敢公正司法，还在于作为组成人大代表团的政府赞成票的隐形制约，这也是县法院审不了乡政府、中级法院审不了县政府的内在原因。

行政法院如果从属于政府序列，将使上述规定完全落空，行政案件不仅更加容易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也有自己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之嫌，公正司法将因此而丧失基础。提级管辖施行多年后，被人评价为茶壶里的风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上提一级管辖后由中级人民法院承担一审的职能，中级人民法院须向地市级人大报告工作，并对法院的报告投票表决。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积淀，已经形成一支总数近2万人、政治和业务素质总体较高的行政审判队伍。基于政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县政府在地市级行政区划内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行政诉讼制度，就是通过司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的有效手段，是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是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有机组成部分。④周翠：俄罗斯联邦行政诉讼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第10—20页。《行政诉讼法》立法之初预计的大量行政案件涌向法院的情形并没有发生。

近一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就法治建设，特别是公正司法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断，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德国行政法院分为三级：联邦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即便上提一级管辖，法院也可能出于种种原因和顾虑，倾向于保持与各区县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良好关系，而无法、无力行使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以福建省为例，2008—2012年全省审结行政诉讼案件18 193件，同比下降1.40％，相反，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非诉案件45 332件，同比上升了76.34％。

此外，上提一级也将导致案件收案的极度不均衡。例如，每年的行政纠纷约有400—600万件，而每年的一审行政案件只有区区10万件。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改革实践表明未来设立与行政区划相脱离的行政法院系统具有着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总之，行政诉讼管辖权范围与行政区划相脱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行政审判由于体制设计面临的严峻困难。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法院的设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步骤，也应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行政审判分院(或者最高行政法院)，主要负责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制定、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行政案件终审权，并统一监督、领导全国各级行政法院工作。

这些事例说明，通过交叉管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地方的干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后，确保已经制定的法律得到贯彻实施，在全社会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

可以从体制上破除官官相护的官场痼疾，公正化解每一起官民矛盾。上提一级的措施虽然使县政府作被告的案件归入中级法院管辖，但是中级法院的管辖是与地市级行政区划完全对应的。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集中管辖经验的基础上下发了《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每一个高级人民法院在2013年选择1—2个中级人民法院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确定2—3个基层人民法院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目前，最高行政法院国际协会已拥有70多个会员国和30多个观察员国。

《行政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一审行政案件，目的在于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便于人民法院收集证据和核查事实，也便于人民法院准确审查本地规范性文件和行政行为合法性。法院已经成为行政案件的利益攸关方，法院不敢受理、不敢下判、违心下判的情况普遍存在，直接导致人民法院对地方政府机关难以有效监督。此外，由于行政机关之间的隶属关系、官员定期交流、案件发生地和管辖地的党委、政府、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干预成本较低等原因，管辖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依旧深受影响，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当干预和司法不公问题。如果在行政机关设置行政法院，不仅与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监察等内部监督制度功能重合，而且司法公正也将因此受到质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在于能否从源头上有效预防行政纠纷、能否引导人民群众用理性合法的手段解决行政纠纷。大量的行政纠纷(特别是拆迁、征地、社会保障、企业改制等官民矛盾尖锐的行政领域)通过行政诉讼的合法理性途径得以化解，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在部分地区，几乎所有一审案件都引起上诉，所有二审案件都引起申诉，行政案件的质量距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非常遥远。六、在我国设立行政法院的具体方案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目前，德国行政法院已经成为与宪法法院、社会法院、劳动法院等并列的专门法院。每个州设置一个高等行政法院，既受理一审案件，也受理二审案件。